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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经记者 金微 
　　由于财税改革涉及真金白银(19.79,0.33,1.70%)的分配，长期以来，这是经济改革中的“硬骨头”。
　　近日，国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多个场合提及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譬如，他表示，“财政改革应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
　　在业内看来，促进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改革指日可待。相关专家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在财政体制改革上，我们主要是在财力和财权上做文章，未来事权的调整或是方向之一。
　　调整事权是方向
　　7月20日，楼继伟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是通过改革促进增长和就业。他透露了财政税收改革的三条政策走向，其中之一就是“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保持财政政策稳定，中国政府将通过改革来实现财政的可持续，财政赤字率预计为2.1%。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针对当前财政风险越来越大的问题，财政部提出要通过改革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这涉及整个财政体制问题。
　　具体到财政改革措施，楼继伟提出，推进营改增、减少政府管制、减税同时削减政府开支等。
　　最近，有关财政体制改革的消息密集放出。7月11日，楼继伟在参加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表示，正在酝酿财政改革以支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方向之一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保障市场更加统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均等化。”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认为，这一调整非常必要，在中央转移支付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关系跑部进钱，难免会出现财政不公平，也会助长寻租行为。
　　刘尚希表示，这意味着下一步的财政体制改革涉及事权调整，政府间的事权未来可能上移，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将逐步上移，实现事权合理划分。过去在财政体制改革上，更多是在财力和财权上做文章，现在的方向之一是在事权上做文章，在事权上进行调整。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财税体系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随后税制调整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也对应着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事权方面的关系。
　　相关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相当，但地方财政支出远大于中央财政支出。有学者统计数据显示，地方政府用45%的预算财力承担75%的事务，这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财力事权不匹配。
　　理顺财权与事权关系
　　在分税财政体制中，事权划分最大问题，是财力相对集中在中央、省级；事权分散在基层，大量的具体支出责任主要落在市县基层政府身上，而基层政府可支配财力又较少，形成责任在基层、财权在上级的不合理局面。
　　刘尚希表示，实际上财政体制改革也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事权上移是大方向，但是如何调整，事权上移到哪则涉及整个行政体制，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比如涉及司法系统就有些难解决。
　　过去，我国财税体制也进行过一些调整，但是调整仍未能解决财权与事权的矛盾。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原广东发改委主任李妙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央部门权力越来越大，特别是财权，“我们也进行过财税微调，但每一次调整，都是向中央集中。”
　　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相差悬殊，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建设、公共服务方面有些力不从心。为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问题，中央财政每年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效率不高，转移过程不透明、不重视绩效考核的情况较多。
　　当前，由于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仅为1.5%，同时制约今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仍然较多，完成全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民生等重点领域的刚性支出需要优先保障，财政收支矛盾很可能进一步加大。有专家表示，正是因为财政收入增幅放缓，使得财税改革进一步提速。
　　随着地方债的高企、房地产调控的持续，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财税体系也面临更大挑战，“营改增”对财税体制形成倒逼之势。
　　对于分税体制改革是否会调整，刘尚希表示，这具体要看中央的决策。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坚守分税制。不过，他透露，目前给予地方更大的财权已经有了基本思路。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改革的方向，第一是要重点征收财产税；第二是中央要大力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平衡不同地方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差距，还可以“对省收权，对县市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