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当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体中增量第一、总量第二的这么一个位置。由于后发优势逐步消退、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是符合预期的。在新常态下顶住下行压力，保持合理增长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波动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能够平稳有序，无论是经济发展可持续，还是社会运行的平稳有序，都需要有效的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有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只有市场没有政府，或者只有政府没有市场。前者这种理论比较抽象，实际上尚无具体例子；后者只有政府没有市场的组合，历史上曾经有过，即苏联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也是一种难以持续的治理能力，因此我们就要改革，改革它的常态就是要既有政府又有市场的组合，在这个组合中还有一个谁来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去年通过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总体路径与年度的具体安排，下一步就是落实。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盛行行政性的竞争，比如各地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你的优惠多，那我比你优惠还多——这样就形成了许多政策洼地，不仅影响了宏观经济调控效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还可能违反我国对外的承诺，引发国际贸易冲突，需要清理和规范。在促进统一市场行政的同时，保障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财政的作为还在于提供更多的基础性公共产品，以校正市场的扭曲，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
　　就拿社会保障这个话题来说，现在往往大家认为社会保险是公共财政属性，这点是要强调的，但必须坚持精算平衡。社会保险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政策设计要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流动代际可持续等情况，需要往后想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要调动当代人的积极性，强化个人责任，要建立一个自身能够精算平衡的制度，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这样实际上是留给其他纳税人，不仅不公平，也会带来公共财政不可持续和国家治理的危机。
　　另一种实际情况，也就是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比较晚，是1997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企业和职工并没有养老保险交费，这些职工进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作为视同他交过费来对待的，从而造成了后代人必须提高缴费率，来补充老人未交费造成的缺口，这样做当然不能说完全的不公平，但能不能提出或找到更为公平的办法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及适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我是这样理解的。
　　在1997年以前，职工没有养老保险交费，实际上使得企业的成本不真实，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资本积累，因为那时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也相当于扩大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同时，在1997年以前，国家预算大量投资于国有企业，这样从两个渠道造成了巨量的国有资产，因此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就是而且应该仅仅就是针对视同上交而造成的养老保险金的缺口。
　　在此基础之上就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如果没有这个划拨补缺口就没有条件降低费率，这是我对三中全会相关表述的理解。
　　三中全会还要求，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所谓精算必须要参考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水平、投资收益率、期望寿命、人口增长率、老龄化速度、最低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等因素，并健全多交多得的激励机制，这项任务我们现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来临，时不待我，必须抓紧。
　　我们既要有近忧，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些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更要注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远虑，以主动有为的姿态发挥好基础和重要支撑作用，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制度基础。(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