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在这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温家宝总理的话，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财政与社会结构及民生发展的关系，道出了中外历史上财政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高度概括了财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财政改革的方向。
    倾听财政史惊心动魄之声
    财政制度是人类社会进程中调节社会均衡发展至为重要的制度，关系着国家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及公平正义的实现。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它与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民主法治制度的构建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翻开历史长卷，因财政危机引发的政治风波和经济巨变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社会的发展、变革，往往是从财政改革起步的。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是那样的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政府相对清廉、财政比较充裕、社会相对公正、国家比较兴盛。到了后期，政府腐败、社会失去公正、国库空虚、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老百姓揭竿而起，王朝逐渐走向了衰败和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经过六代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然而却因财政支出无度，仅仅15年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秦朝的“暴政”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对中国后世统治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惩秦之弊”、“以秦为鉴”成了中国后世政治家的自律警句。西汉末期，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富者田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连年战争导致民众赋税无度，最后爆发了汉末农民大起义，西汉由此灭亡了。此后的东汉、隋、唐、宋、元、明、清大致都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过程。中国历史上发生的600多次农民起义，无不把“均贫富”写在自己斗争的旗帜上，以博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以戈矛博弈来求取一次次短暂的、相对公平的社会秩序。
    英国有句谚语：“税收是代议制之母。”近代欧美宪政制度的演进就是从纳税人的抗税运动开始的，围绕议会争取制税权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从1215年约翰王与25名贵族代表签署的《大宪章》，到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见证了“未经同意不得征税”原则的逐步确立。期间，国王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多次因国库空虚、筹集军费要求增税问题爆发冲突，甚至引发内战。查理一世还由此成为人民公敌，被送上了断头台。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政府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并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路易十六执政期间尤为明显。1787年，路易十六为缓解财政危机要求通过举债和增税计划，导致其与高等法院的持续冲突，1788年巴黎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为了筹集税收，他迫不得已重新召开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的三级会议，最后却引发了大革命，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美国独立战争更是直接起因于宗主国的课税和干预。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议会在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指出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从而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近代沙皇俄国—苏联—俄罗斯联邦的巨大转变，也与政府施政方针及财政有关。1908－1917年的十年间，由于经济衰退和参与连年战争，沙皇俄国完全依赖财政赤字维持运转，人民负担兵役并缴纳高额税收。到1917年，财政赤字累积高达84亿卢布，占财政总支出的85％，国债余额是当年预算收入的11倍。议会否决了政府的高赤字预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工人阶级发动了十月革命，埋葬了沙俄政权。随之诞生了社会主义苏联，但在20世纪90年代也垮台了。因为在苏联的后期，庞大的军工业消耗了大量资源，老百姓的生活资料极度缺乏，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不得不依靠地方财政的上缴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到了1991年，中央政府收入计划无法落实，完全失去了对全国经济、政治的控制，国库空虚，一连数月发不出工资。最终，强大的苏联轰然倒下了。
    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改革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力图建立相对公平的分配格局，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任何改革尤其是财政改革涉及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者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极大阻力，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商鞅、贾谊、杨炎、刘晏、王安石、张居正等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是生命。这些改革家都胸怀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大局，坚信“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正是背负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前赴后继，用脊梁扛着中国历史不断地前行。
    著名经济学家J•熊彼特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所部署的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被写进它的财政史之中……谁懂得如何倾听它的信使的声音，谁就能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明了地识别世界历史的雷鸣。”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我们看到财政的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之间的密切关联，听到了历史的呐喊，感受到了公平和正义的力量。
    财政史给予我们三大启示
    惊心动魄的财政史，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思考。财政究竟是什么？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财政改革的经验教训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一切，对于推动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强大的财政实力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的基础。财政是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财政兴则国家兴，财政弱则国家弱。财政收入是否丰裕，财政支出是否合理，社会公正能否体现，对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政权的稳固或动荡，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中国封建王朝每个朝代后期的统治危机，还是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古今中外的财政史一再表明，财政危机是导致国家分裂、政权更迭的重要导火索。
    强大的财政实力是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战国时期的秦国原先是各诸侯国中最弱的一个，国内君主和贵族冲突不断，邻国经常侵夺其领土。在国家存亡的关头，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变法。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对弃本求末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鼓励小农经济，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同时废除了世卿世禄制，改革了分配体制，实行政治和财政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些改革举措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实行休生养息政策，减轻民众负担，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是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修建长城和骊山皇陵、开拓岭南戍边，耗尽了帝国的大量财力和人力，增加了民众的徭役和税收负担，导致了民众的激烈反抗。在国库空虚和民怨积深的侵蚀下，一个强大的帝国很快就走向了灭亡。
    西汉初期,统治者主要通过“贵粟”政策，稳定农民收入，带来了社会繁荣。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鼓励农民重视农业生产，并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同时还提倡清净无为，崇尚俭朴，不修宫殿，不穿华丽衣服，出门坐牛车，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的税赋负担。经过汉文帝和汉景帝数十年的治理，西汉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国力充盈，社会和谐安定，民众安居乐业。到汉武帝即位时，已经是“京师之钱累万万，贯朽而无法计算”。有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中央政府才能够削弱诸侯国的势力，稳定中央集权，完成扫除匈奴外患真正实现国家强大的伟业。
    合理运用财政政策是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重要手段。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历史经验表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合理财政政策和制度设计，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古今中外的当政者都把财政政策作为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西汉初期，汉文帝、汉景帝为改变农业基础薄弱、财源枯竭的局面，实施了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农业税开始是“十五税一”，后来又减为“三十税一”。同时奖励农桑，提高粮价，从而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增加。到汉武帝时，国家财力已很强大，库存粮食更是“充溢露积于外”。北宋初期，“三冗”（冗兵、冗官、冗费）问题困扰着国家财政，支出压力过大，国家通过增税弥补财政赤字，无疑加重了人民负担。王安石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大力调整收支结构，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支出，改革土地和税收制度，免除徭役。通过一系列政策，耕地面积得以增加，农业生产积极性也得到提高，国家财政支出压力大为减轻，大大缓解了国家财政紧张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为改变赋役不均的情况，清朝雍正皇帝实施了“摊丁入亩”的财税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社会秩序也走向稳定，人口逐步增长，为后来的乾隆盛世奠定了基础。
    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手段在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29年美国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一改过去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做法，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社会总需求，使经济走出了危机的阴影。凯恩斯主义利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做法后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政策。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胀，里根政府采用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从增加供给入手，减税节支，鼓励企业和个人生产积极性。个人所得税税率从70％降到50％，资本收益税税率从28％降到20％，同时缩减政府开支特别是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开支等，使美国经济在1983－1984年成功实现了复苏。20世纪末的美国，克林顿政府财政干预政策又有了新的变化。收入政策“增中有减”，提高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对创建新企业而进行风险投资的个人和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减少低收入者的税负；在支出政策“减中有增”，压缩行政支出，削减军费开支，增加对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的支出，调整了财政收支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财政从巨额赤字到盈余的根本性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先后实施了不同取向的财政政策，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贴息、转移支付等多种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993年，为抑制通货膨胀，对当时的经济过热现象进行治理整顿，我国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振及国内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果断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2005年，针对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农业等薄弱环节亟待加强等问题，实施了稳健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2008年，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年中在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更为积极的财税政策措施，10月份后进一步明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减免税费，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增加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和重点支出，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如果财政政策运用不当，也会出现负面的效果。拉美许多国家，为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善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采取了过度依赖赤字的政策，通过举债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再通过发行大量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结果政府投资效率低下，通货膨胀严重，不但维持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导致经济迟滞不前。这样的例子和教训还有很多。
    财政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保障。财政是参与和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和重要手段，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维护，是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社会财富分配合理，社会就公平和谐，反之亦然。
    封建社会谈不上公平正义，但是统治阶层中还是有一些心怀人民疾苦的政治家，他们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提出改革思想和政策，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社会中出现的分配偏差，得到人民的拥护。回顾中国历史，从汉代轻徭薄赋的“文景之治”、唐代的“两税法”，到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针对时弊和缓解社会矛盾而采取的财政改革行动。
    清朝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起因是税负不公。地主士绅为了逃避赋役，与地方官员勾结，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结果大批贫困农民逃亡他乡。针对时弊，雍正在全国推行单一赋役标准，“摊丁入亩”，所有的税赋以田亩数量计算。这项变革减轻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虽然受到大地主阶层的抵制，却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摊丁入亩”改革是成就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往往会导致底层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甚至武装起义，1994年在墨西哥恰巴斯州爆发的农民起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恰巴斯州以种植玉米、咖啡和甘蔗等作物为主，90％的咖啡生产者是小农，每户只有平均不足5公顷的土地，而排在前面的116个大种植园主却拥有咖啡种植面积的12％，收入分配不公严重。为了争取公正的待遇和平等的权力，数千农民参加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袭击并占领了该州的一些城镇，扣押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墨西哥政府紧急调集军队进行镇压，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读史可以知荣辱、兴衰和更替，知史方能以史为鉴，使谋学者明，谋吏者清，谋国者智，谋策者度。民治，天下治，盛世出矣。当我们回眸浩瀚的财政史，感受其惊心动魄，感受财政工作的重要性，感受推进财政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时，则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从国家繁荣稳定、经济平稳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一是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综合运用税收、预算、国债、贴息、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多种工具，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二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三是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来源：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