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财思想概述

　　理财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政权的巩固、国家的兴衰以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作为治理国家的大事，而理财思想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和单位或个人进行自己一系列理财活动的指导思想，选择何种类型的理财思想对一个国家进行什么样的经济决策和理财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开始有理财行为发生的时候理财思想就不可避免地相伴而生，只是当时的理财思想都是很简单朴素的，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后来随着理财行为的不断拓展，理财思想也在逐步地系统化、条理化，这种系统化的理论根据收入与支出的制约关系的不同地位，大致化分为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这两种。

　　二、“量入为出”理财思想的历史演变

　　所谓量入为出，也叫以收定支，是指在既定的收入条件下，根据收入安排支出，它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理财思想，也是中国国家预算的基石，最早提出是在西周时期，史料中比较明确的论述则是载于《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意思是说冢宰在编制国家财政支出预算时，必须在每年年底制定，这时各种租税谷物都已经收进来了，按照土地的大小和年成的好坏，通算三十年以编制支出预算，根据收入计划支出。冢宰是当时治理国家的大臣，在量入为出理财思想指导下制定财政方针时还明确提出以九赋之所入，适以供九式之所用，也就是以一定的岁入，抵补一定的岁出，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式九赋制”。

　　西周以后，量入为出逐步成为各个朝代理财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春秋时期的孔子主张在财政收入上贯彻薄敛、富民思想，在财政支出上要贯彻崇俭抑奢的思想“礼，与其奢也宁俭”。孔子把收入和支出有机地联系到一起，认为财政上该征收的要征收，该使用的就要使用，可以俭省的一定要俭省，这体现了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

　　到了战国时期，管仲对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意思是说取之于民的要有节制，不能竭泽而渔，支出一定要符合节约的原则，因为管子认为，地辟而国贫的原因是由于“舟舆饰，台榭广”，不注意“用之有止”造成的。正是因为管子坚持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治理国家，才为齐桓公成为战国七雄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措施，财政收入减少，由于采取的是量入为出的理财理想，自然需要削减一定的财政支出，“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当时规定天子外出不能乘驷马之车，将相外出只能乘牛车。这种轻徭薄赋节约开支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西汉度过了初建时期的难关，逐步走向强大。

　　唐朝建立之初，常以隋亡为借鉴，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唐太宗基本上是坚持量入为出的，“先王之治，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贡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赋，而教化行焉”。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大唐王朝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宋代到真宗、仁宗时期，消费巨大“年年亏短”，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王安石提出的改革主张指出天下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在于“不知法度”，他非常强调理财的重要性，他说“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财方为今先急”，他认为治国必须先理财，不加强国家财政力量，什么事也办不成，至于理财理财之道，他说“欲富之天下，则资之天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些主张说明他是坚持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的，他反复阐明这个道理“且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他所坚持的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在神宗时期的变法中得到了实现，为国家财政经济的改革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王安石的这种改革使得摇摇欲坠的大宋王朝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在宋代比较值得一提的还有理财家叶适，叶适承认量入为出是财政平衡的基本原则，也只有以量入为出才能限制财政支出规模，避免因封建皇帝过度奢华而暴敛百姓，但是他已经敏感地认识到“国家之体，当先论其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蠹国，审矣。”意思是说量入为出可以避免封建国家对人民横征暴敛，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但是，对“入”本身也要重视和分析，不仅要考虑“入”的数量，同时还要考虑“入”的来源和结构，只有“入”的数量适当，来源和结构合理，才能真正避免对人民横征暴敛的发生，并且叶适进一步认为，若赋税来源和结构不合理，意味着对人民进行了横征暴敛，这样的收入愈多，对人民的损害愈大，对封建国家也不利。

　　明代社会发展到明英宗正统时（公元1436—1449年）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可以豁免赋役，而农民则因租税过重，相率逃亡，引起耕地减少，加上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到了嘉靖以后，情况更为严重，以致造成财政的亏空，“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提出了改革财政经济的主张，他清丈土地，施行“一条鞭法”，打击豪门，排除兼并，进行税制改革等等。同时他在财政收支问题上还提出了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主张，其中在开源方面他主张发展农业，农商并重，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利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开源的同时他也不忘节流“开利源，节漏费”。他在奏疏中，强调量入为出的重要性，为治国者所不能忽视“夫古者，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乃今一岁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复一年，旧积者日渐消磨，新收者日渐短少。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势之所必至者也”。虽然张居正的这系列措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万历时期的财政，经过其大力整顿和改革，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国家的经济变得比较富裕。

　　三、“量出为入”理财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财政史上，与量入为出相对的理财思想是量出为入，也叫以支定收，是指在合理确定财政支出范围及规模的条件下，根据支出确定收入。一般都认为最早提出量出为入财政思想的是唐朝的杨炎，其实早在西汉时期理财家桑弘羊就有意识地提出了量出为入，只是没有很明确地提出“量出为入”这个词语。前文也提到过唐朝初期采用的是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只是唐玄宗即位以后，由于赢得了“开元之治”，就骄奢淫逸起来，在财政上不能坚持坚持量入为出，以致收支不敷，不得不加强对人民的盘剥，造成了社会形势的恶化，特别是玄宗天宝十六年爆发的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更是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财政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接下来的藩镇割据又给国家的财政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财政也变得日益困难，到德宗的时候宰相杨炎在在建议施行“两税法”的同时，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制入”。杨炎提出量出为入的理财思想是企图根据朝廷的需要，来确定财政收入，并进行税制改革，虽然这次税制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它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更加激起了人民的不满。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著名思想家黄遵宪曾经提到过“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绌，上下流通，无壅无塞，是在筹国计。”并且黄遵宪是把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结合起来了，在财政收入上提倡采用量入为出，在财政支出上则主张用量出为入。他是受了近代西方国家支出思想的影响的，认为财政本身并不是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的需要，必须先有支出然后才能有收入。同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也主张量出为入，认为即使多支出一些，民众也不会反对。虽然在清朝，量出为入被一再提及，却并没有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它只是出现在早期受西方影响的一些进步人士的观点当中，甚至不能称其为一种理论。

　　四、结论

　　从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的历史演变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了绝对的地位，封建王朝的几千年中，基本上量入为出是被奉为圭皋的，量出为入则只是昙花一现，偶尔被提起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拯救摇摇欲坠的帝国。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都有其可取之处，而且二者不是完全矛盾的，所以当代财政在选择理财思想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它们的有机结合。

（来源：财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