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0月份以来，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一主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收支安排。　

　　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两翼同时并举、两条线索协同作战　

　　如果说上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主要放在了扩大财政支出一条线索上，那么，这一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则是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两翼同时并举、两条线索协同作战。在其中，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举措，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动作。就扩大财政支出而言，不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项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及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方面的安排。就结构性减税而言，不仅涉及到诸如增值税转型、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等份额较大的税种的减收，也有包括个人所得税、二手房交易税负、股票交易印花税等份额相对较小的税种的减收。因而，可以说，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所实施的是“全方位”的扩张。　

　　在财政收入一翼，实行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和居民减轻负担。通过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调整汽车消费税政策、允许困难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降低四项社会保险费率等税费减免举措，去年共减轻了大约2800亿元的企业和居民负担。在此基础上，今年又推出了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税费减免举措，从而拿出了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 亿元的“减税大单”。　

　　在财政支出一翼，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和消费需求。继去年新增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并提前安排2009年灾后恢复重建资金200亿元之后，今年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资达到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 (2081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493亿元)、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713亿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1300亿元)、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 (680亿元)、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及服务业发展(452亿元)以及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2317亿元)。　

　　除此之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在不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投入了2208.33亿元。并且，还分别安排了家电下乡补贴200亿元和汽车下乡补贴50亿元，以实施家电和汽车下乡补贴政策。　

　　诸如此类的各项扩张性财政举措的陆续推出并逐步到位，显然是促成当前我国经济呈现积极变化的重要力量。　

　　积极财政政策担负了“主攻手”的作用　

　　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并不陌生。十几年前的那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搭建了平台。正是凭借着以“增发国债———扩张支出———拉动内需”为主要线索的一系列扩张性财政举措，才使我们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并使经济重返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只不过，当前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牵涉的范围更广，影响的程度更深，带来的压力更大。故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讲，必须“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　

　　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固然可以操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种手段，但是，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的作用至少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产能相对过剩，使得企业的投资机会变得稀少。另一方面，就业预期下降，使得消费者不得不增加储蓄。其结果，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也好，极大宽松也罢，它对于扩大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功效，是肯定要打相当折扣的。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已经被推到了宏观调控的最前沿。因而，可以说，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所担负的是“主攻手”的角色。　 

    必要时宁肯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来换取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既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我国在财政政策选择问题上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上一次长达7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是在我们付出了国债和赤字规模双双激增的昂贵代价之后取得的。那么，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操作，仅在第一年，就安排了高达9500 亿元的赤字和相应规模的国债发行。因而，可以说，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所需付出的代价更大。这固然会带来财政收支平衡上的困难，但是，若能以财政困难的暂时加大换得一个经济尽快回暖和尽快回归平稳较快发展轨道的局面，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

（来源：财政部网）